人物研究的新实验——关于李又宁教授可否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问题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2020年5月，我读到安徽绩溪徽学研究会会长胡成业先生的文章——《我与胡适资料收集研究》。胡先生在文中提到，他撰写了几千字的《值得景仰的三位胡适研究的开拓人——唐德刚、李又宁、耿云志三位教授》，“深知胡适研究能打破禁区，并在国内外掀起‘胡适热’来之不易”。（耿云志、宋广波主编，《心长路远：胡适研究的历程》（胡适研究论丛第三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

三位教授中，耿云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于思想史用力尤多。关于耿先生的胡适研究，我曾做过梳理，指出“耿先生撰写了大量有关胡适的论文，整理了众多有关胡适的资料，尤其是整理了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又发起胡适研究会，组织多次相关学术会议，主编多种胡适研究书刊，为推动胡适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认为“耿云志先生不仅是胡适研究的先行者，也是胡适研究的开拓人”。（杨海亮，《心远路长：漫谈耿云志先生与胡适研究》，學人Scholar ，2020年5月31日）应该说，将耿云志先生列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是没有争议的。

耿云志先生

三位教授中，唐德刚是美籍华人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传记文学作家，在国内学界广为人知。唐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史、亚洲史、西方近代史、西洋文学史以及传记文学的研究、教学和写作，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执教。关于胡适研究，唐先生的著作不算多，但影响比较大，主要得力于《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前者是唐先生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所保存并经过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成果。后者则是因前者而起，唐先生“在动手翻译胡适口述自传之前，先写导言（序文），谁知一写就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在国内外文史学界都曾受热捧，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特别是一作“述释一体”，一作“因序成书”，一时成为美谈。大概是基于两作在文史上的价值和成书上的特色，胡成业先生把唐德刚先生也列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

至于三人中的李又宁教授，与耿云志、唐德刚两位相比，名气似乎小了许多。那么，李又宁教授是谁，为什么研究胡适，有哪些胡适研究成果，又可否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呢？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李又宁出生于南京，“我与南京有缘，她是我最初与这个世界见面的地方。我感谢父母，把我带到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小名来自她的旧名，而且这个‘宁’字的涵义为我所喜：朝夕相望，久而弥笃”。（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又宁的童年，正是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在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后，14岁的李又宁迁往台湾，就读于台北市立第一女中。高中毕业后，李又宁考入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受过台静农、吴相湘等著名学人的影响。之后，李又宁到美国深造，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博士学位，并到纽约圣约翰大学（英文名：St. John's University）任教，教过“中国妇女史与文学”“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中国语言政策与语言策略”“中国古代文学”等课程。

李又宁教授在国内公开的资料不多，个人著作也鲜见。我在中国知网搜索她的信息，她在国内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主要有《介绍最近发现的几封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管见所及有关宋嘉树的一些英文资料》《辛亥革命与妇女转型》《华族的贡献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中国留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贡献》等，前后加起来也不过10余文。从论文的内容大致可知，李又宁教授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华族留学史等方面。李又宁教授自己也曾表示，“成年后，教学于美国，但以华族文化及历史为永恒的宝藏，时时可与亲见、亲历、亲闻比较印证”。（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李又宁教授喜欢从大处放眼、近处着手，自称“捕捉进行中的历史”（catching history in the making）。而“寻找”的目标之一，“在于古今相遇的民族性和精神”，也就是“怎样在颠沛流离中以山的坚韧与水的善谋食于四方，不忘有机会兼善天下”。李又宁教授“捕捉”的成果十分可观，主编与出版华族留美史丛书多种，出版有《留美八十年》《当代留美中学生》《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等。她的中英编著颇丰，主要有《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近代中华妇女自叙诗文选》《华美族与911浩劫》《庆祝吴教授相湘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等。她的英文编著也不少，有《Chinese women through Chinese eyes》《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Two self-portraits : Liang Chi-Chao and Hu Shih》等。此外，李又宁教授主编与出版《华美族研究集刊》《新法拉盛集刊》（New Flushing Journal）《科技界的华美族》（Chinese Americans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刊物，旨在纪录华美族所做的贡献。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李又宁教授谦虚地说：“我在历史学界没有什么成就。如果我一生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开拓了几方视野，在这求学和追问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并无意识的，证实了生活与历史可以有某种互动性及互补性。”（罗慰年，《李又宁：捕捉进行中的历史》，《南风窗》2016年9期）

李又宁教授

行文至此，李又宁教授是谁，我们已经知道。但她与胡适研究似乎还无关联。这并不是我在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相对于华美族研究，李又宁教授与胡适研究的关联确实不那么紧密。那她为什么研究胡适呢？个中缘由，李又宁教授有过说明：“我喜欢买书，到处买书。20世纪80年代，我多次到中国大陆，也到处逛书店，所购无多。1989年春夏，我在北大校外畅春园住了几个月，做点历史研究，看了几个著名的图书馆。我发现，但并不惊奇，有关胡适的专著，只有‘批判’之类，渐渐地起了一个研究计划的意念。”（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显然，李又宁教授所言是可信的。20世纪50年代，关于胡适，有过一次遍及全国的全面批判运动；胡适被全盘否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谈“胡”色变，要不就是把他视为“反面人物”进行“攻击”；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界、史学界从外面吹进了一股新风，中国的知识分子解除了思想桎梏、精神樊篱，思想活泼起来，精神抖擞起来，胡适研究才渐渐拉开帷幕；由于种种原因，胡适研究的进程依然是艰难的、缓慢的，直到1991年，胡适诞辰一百周年、全国首届胡适学术讨论会举行，胡适研究才得以在国家层面“名正言顺”。李又宁教授研究胡适的“意念”正是起于这一时期。考虑到胡适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有不少关于他的史料可以想法子搜集，李又宁教授邀集了十余位学者专家，如余英时、张朋园、周明之、周质平，于1990年4月6日，借第42届亚洲学会年会，在芝加哥普尔梅饭店（Hotel Palmer）正式宣布“胡适研究国际协会”（简称“胡适研究会”）成立。这个海外胡适研究会当时由余英时先生出任会长，但李又宁教授是理事长兼董事长。所以，海外胡适研究会的创办，首功应是李又宁教授。至于这个海外胡适研究会成立后有过哪些学术活动、学术影响，因资料有限，不作议论。

那么，萌生研究胡适“意念”的李又宁教授怎样研究胡适呢？或者，关于胡适研究，李又宁教授的主张是什么呢？李又宁教授认为：“一个人是社会和历史中的一个点，无论大小，总还是点。有影响力的人，从自身的点与别人的点连系起来而成为线，再由线的交织构成面，面的组合可构成体。点、线、面、体间的关系，可以是无形的，如感情和思想；也可以是有形的，如社团和组织。无形可演为有形，有形可化为无形。无形和有形可以并存，也可以并失。”（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又宁教授的这段话，放在今天，并不是什么新论，也不见多么深刻。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规定，表明了人或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复杂性和变动性。我们要谈论一个人，不可能把这个人独立于现实之外。这个人必须是存在于现实的、可感知的、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

因此，研究胡适，不管用什么方法，从什么角度，都离不开胡适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场所。时间与空间两个要素确定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等，所有的关系也就纳入了一个特定的时空。大概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李又宁教授提出了“人物研究的新实验”，即“胡适和他的许多交游，包括朋友和论敌，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其间的点、线、面、体之中的多样关系及多种演变，错综复杂，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是时代的一部分，都是饶有趣味而且富有意义的历史题目，从中不但可发掘多样的个人史料，而且可发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多样关系”。（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还是那句话，放在今天，李又宁教授的这般见解，不见得新颖，也不见得高明，但里面的道理是有的。毕竟，有多个“点”、多条“线”、多个“面”、多个“体”存在，更有层次，更有变化，也更全面、更深入。相反，“如果研究的只是一个，所重的多是直线的发展，就不容易看到此人周围的种种环节及此人发展过程的种种横切面。也可以说，不容易见到此人周围的小环境和大环境”。（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历史证明，李又宁教授这种“人物研究的新实验”，是成功的。从1990年底开始，李又宁教授依靠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支持，先后推出了胡适研究系列丛书，包括《胡适与他的朋友》（6册）《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2册）《胡适与他的家族和家乡》（1册）《胡适与国民党》（1册）《胡适与民主人士》（1册）《胡适与他的学生》（2册）等。这些书大都由李又宁教授自己创办的纽约天外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十分罕见。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我曾见一书店收有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研究系列丛书，多达十余册，品相还好，可售价近三万，只得望书兴叹。心想，要是有朝一日国内能够再版，必当购之、藏之。

从系列丛书的书名可知，李又宁教授确确实实做了她的“新实验”，所编丛书基本上体现了她的编选思路、学术态度和立场。放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或者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但远远不及的话，那么李又宁教授在胡适研究领域是独树一帜的。这就好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能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创造了那块陆地”，而要说“人家想到了我们想不到的，这就是人家胜过我们的地方”，或者说“人家做到了我们没有去做的，这就是人家胜过我们的地方”。结合实际，李又宁教授的“新试验”在当时的确是领先一步的。

我们以《胡适与他的朋友》为例，书中收入论文多篇，作者为张朋园、周质平、杨天石、汪荣祖、易竹贤等，大多为一时之选。学者雷颐指出：“大约有感于‘朋友’的重要但以往历史研究对传主或谱主‘朋友’的忽略，美国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主编了《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00年出版），可谓别开生面。而挑选胡适作为这种另辟蹊径的研究对象，是颇为适宜的。”（雷颐，《有益的新尝试——读〈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近代史研究》，1992年1期）书中论文分别研究了胡适与梁启超、赵元任、钱玄同、陈寅恪、陈衡哲、王云五、徐志摩、任鸿隽等人的关系，并以这些关系为关节点扩散开去，深入讨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态度、学术观点和心灵深处复杂的感情世界。研究者把胡适与他的各类朋友逐一作比较，“不仅能克服传统史学研究过于突出传主或谱主而‘难能平视、环视、详视传主或谱主周围的人与事’这种不足，而且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一种更为丰富的‘众生相’”。可见，雷颐对李又宁教授的“新实验”是认可的。

同样，有学者指出，“该书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历史人物的多样关系。这是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变革”；“本书取交往视角，传主与友人是平等交往，相互比较见出异同，再现历史原貌，而那种专写一人，缺乏参照比较，无法确定传主历史的真实地位，易于失真，出现幻觉” ；“这种平等比较研究方法还带来历史学论著体例的革新。本书既不像传统的传、年谱，也不像专题专论，显得十分新颖，更主要的是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它打开了全面研究的视野，调整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瞻仰的视角。这对历史研究不能不说是有所启示的”等。（张崇贵、万直纯，《“历史研究是一种纪念”——评〈胡适与他的朋友〉》，《民国档案》，1995年1期）由此类推，举一反三，系列丛书中，胡适与他的学生、家乡、家族，与政治团体、文学团体、教育团体等，无不是于一点到线、面、体，于一人到多人、多个、多种关系。

众所周知，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社会缩影”。这个“影”虽然“缩”了，可再怎么“缩”，还是盘根错节，还是扑朔迷离，更不能是面面俱到、层层均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又宁教授的“新实验”多多少少弥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换言之，正是有了李又宁教授的“新实验”，胡适这棵“树”有了更强的立体感，社会这片“林”也有了更多的可视性。从这个角度说，李又宁教授对胡适研究的贡献是开拓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如前所说，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研究系列丛书，我无缘一读。议论李又宁教授与胡适研究，也就没有充分的“根”和“据”。所幸的是，对丛书中的不少作者，对他们关于胡适的论文、著作，我通过多种渠道作了了解。如张朋园先生的《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杨天石先生的《钱玄同与胡适》；周质平先生的《胡适与赵元任》；易竹贤先生的《终身不渝的友情——陈衡哲与胡适》，以及李又宁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与他的学生》，等等。不管是“胡适与他的朋友”，还是“胡适与他的学生”，抑或“胡适与他的家族和家乡”，都是我们认识胡适的视角，是诸多可能的视角之一。

由一个视角或多个视角观察问题，所呈现的点、线、面、体终归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可能丰富完备，不可能囊括一切。葛兆光先生说，人们的眼睛看东西都是焦点凸显和背景含混，可是世界上其实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和模糊的差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焦点和背景是相对的，此时此处的焦点，可能是彼时彼处的背景；而此时此处的背景，可能是彼时彼处的焦点。观者视角变了，焦点和背景也就变了。如耿云志先生的《蔡元培与胡适》，可以说胡适是“焦点”，蔡元培是“背景”，也可以说胡适是“背景”，蔡元培是“焦点”，但不能说谁衬托了谁，或者谁又遮蔽了谁。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才有了仰视、俯视、平视、环视、详视、略视种种，我们对于胡适，对于胡适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出版等各方面也就有了更为真实、清晰和确切的理解。

有学者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做过研究，指出鲁迅研究领域存在着三大阐释系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和民间的，而学院派的鲁迅阐释系统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思想史研究系统、精神心理学研究系统、文化学研究系统、比较文学研究系统、文本研究系统、考据学研究系统等。（王家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我想，如果依葫芦画瓢的话，胡适研究领域与鲁迅研究领域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相通的，但具体到李又宁教授的胡适研究可以归在哪个系统，还要另行分析。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李又宁教授的胡适研究，聚焦胡适这个“点”，收集、整理与胡适相关的“线”、“面”、“体”，荟萃成洋洋大观的十余册，可谓奉献了极多的心血与极大的智慧。这种研究也许不便归在具体的阐释系统名下，但汇集选编之功，无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研究系列丛书，收了大陆、台湾、海外三地众多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读性和史料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包括胡成业先生撰写的《胡适和他的老师胡宣铎》《胡适的族公胡节甫》《胡适与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等，也都收集在系列从书中的《胡适与他的家族和家乡》。

相对于耿云志、唐德刚两位先生，李又宁教授个人关于胡适研究的论文、著作几近于无。其实，凭藉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史、华美族留学史等领域的研究积累，要在胡适研究上出成果、出硕果是很容易的。如，李又宁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留学生关系密切，胡适之所以能够在留美期间提出“文学革命”观念，“因为他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有’到‘无’，又从‘无’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即白话文学及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学。他若是不在美国求学多年，他就不会对西方文学有所认识，也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学有所批判，更无从建立‘文学革命’的理论。胡适若不留学七年，不会有历史上的胡适”。这个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可惜，李又宁教授没有深入探讨。同样，胡适为什么要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胡适与杜威和夏德有着何种关系，胡适为什么不能在哥伦比亚大学谋取教职等，辨析诸如此类的问题，李又宁教授都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的。只是，人生没有圆满和完美，“我因时间有限、力量有限、学识有限，能够做得还是有限。”李又宁教授所说，既是谦辞，亦是实情。

至于李又宁教授是否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其实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胡成业先生的《值得景仰的三位胡适研究的开拓人——唐德刚、李又宁、耿云志三位教授》，我无缘一见。但他将李又宁教授列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必有他的依据。别人服不服，另当别论。总之，不管李又宁教授是否为“胡适研究的开拓人”，我以为，她为胡适研究付出的劳动，努力的结果，在“胡适研究功劳簿”上，是要重重地记上一笔的。

2020年10月30日于花城洛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