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前的1925年，鲁迅先生在应《京报》副刊提供“青年必读书”书目时之请时回答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言下之意，其实没有什么非读不可的一部书。或者是担心他人不解其意，先生又在后文斩钉截铁地补刀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
此论发表后，有因恨而攻讦者，有因爱而周护者。对此，鲁迅先生则明确地申明：“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写在<坟>后面》，1926年）看来，鲁迅是这番话是严肃的、认真的、深思熟虑的，意味深长的。或许只有联系1918年写作的《狂人日记》与其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叙述，才可以明白其真义。
当然，面对这样一个千年万里的巨大时空对象，无论怎样严肃、认真、深思熟虑、意味深长的判断与言说，都难做到完全周圆与滴水不漏。这个巨大时空对象中的书籍也是十分复杂纠缠的存在，简单地说来，就有官准的四部与四库之书与被四部四库排斥在外的不登大雅之堂之书的分别，而即便是像小说这样的不经之书，面目也有种种，精神亦非唯一。
就是在倡言“不读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前几年，鲁迅先生自己就在猛看中国古代小说，并写作了历史上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1920年在当时的西北大学还发表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著名演讲，在谈及《红楼梦》时还说了一句或可让曹雪芹引为知音的狠话：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结合前面所说的“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与“吃人”之说，这句话或许可以翻译成：
中国传统图书的字缝里到处写着“吃人”二字，惟《红楼梦》的字缝里到处都是“人”字。
中国图书要少看或者不看，但至少《红楼梦》要看。
如果你只能要带一本书走天涯，那就带上《红楼梦》吧。
一、至少在意想层面，《红楼梦》中确实存在两个世界
当然，作为一部塑造了数以百计人物，长达七八十万字的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红楼梦》无论思想上还是写法上，都不是那么单纯、单一或简单，而是一个复杂、深邃与特别的构造。自宋淇、余英时之后，论者常说《红楼梦》中创造或包含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贾府世界，一个是大观园的世界；一个是男人的世界，一个是女儿的世界；“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看见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因而也可以说一个清的世界，一个是浊的世界；推而广之，也有人说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理想世界。
大观园是在原东府会芳园的基址上建造起来的，即便是有围墙隔离，也仍有门闾相通，其中的人物也是从园外迁居并且最终又走出园外，而男人之中也有清者，女人当中也有浊者，况且“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之外，又有一句：“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即便是大观园里也必然有烟火之气，世俗之行。也就是说，在地理层面、人物活动层面、社会生活层面，乃至于叙述与结构层面，将《红楼梦》划分为两个世界总不免藕断丝连，抽刀断水，但是，说《红楼梦》及其作者在精神层面、意想层面上有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分，大概不会有多大异议。
这两个世界的社会结构、人物生活，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大异其趣，甚至是背道而驰。
二、贾府：从来不存在要不要做奴才的选择
贾府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垂直的等级结构，人与人的关系无非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亦即主宰与被主宰、钳制与被钳制、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屈服、号令与听从，领导与跟随，捆绑与依附、同化与融化、施恩与感恩的威权关系。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就是那个社会结构最简明的勾勒，其本质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元妃归省，老祖母贾母也得“连忙路旁跪下”，老父亲贾政也只能战战兢兢“至帘外问安”，可知君纲的威风；宝玉、贾环见到贾政，如同老鼠见到猫儿一般，可知父纲的厉害；贾赦要娶小老婆，邢夫人屁颠颠地亲自上阵为之鞍前马后做媒，也足见夫权的伟力。整个贾府或者大观园外的社会，无非就是这种威权关系的扩展与泛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贾府中，除了万人之上的贾母之外，整个社会里，除了帝王之外，每个人都是被主宰者、被钳制者与被控制者，都是屈服者、听从者、跟从者、依附者与感恩者，每个人都是奴仆奴才，可是，他们非但不想摆脱与逃避这种奴役，反而乐在其中，无边享受，“万分喜欢”，求之不得。就像柳家的一样，削尖了脑袋也要让女儿五儿到怡红院里做个奴婢。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无非是这样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同时代的社会而言，大概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社会无非是这样两种人：一种是暂时做稳了的奴隶；一种是想做而未得的奴隶。
这当然不能说贾府的公子哥们与奴仆婢女们是多么的愚昧，相反，他们倒是十分聪明或精明。原因也是明摆着的，说到底，要不要做奴才这事由不得谁来选择。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要不要做奴才的选择，最多也只是怎样做奴才的选择。不为奴，便须死！邢夫人为夫作媒，是她自愿么？不见得，正如邢夫人自己所说：“我也是不得已儿。”其二，每个人虽然在受着他人的奴役，其实同时也在奴役着他人，大虫制小虫，小虫制毛虫，毛虫制虫婆，虫婆也可以制虫仔。一边被虐一边虐人，真是快何如之！就象贾政一样，在宝玉面前，可以要其活也可以要其死，但是贾母颤巍巍地一来，他立马便诚惶诚恐，汗不敢出，这种忽高忽低过山车一般的刺激又岂是平地漫步可以享受到的？其三，他们的脑袋里早就装满了尽忠尽孝、替人为奴是天下最崇高且有滋味的思想与观念。“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听听焦大这番言语，再看看宝玉所说的“文死谏，武死战”，就可以知道：奴家的滋味你不懂！若有谁在此之外还有异想与其他快乐，那才真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贾府或园外社会的垂直等级结构与主宰被宰关系，与其生活目标与方式也直接关联。论其目标，用湘云劝宝玉的话来说就是“读书中举”、“为官作宰”、“经济仕途”，用宝玉嘴里常可听到的话来说，便是“功名”，转换成现在的大俗话，也就是“升官发财”、“出人头地”、“事业成功”。论其方式，则是攫取、争夺与战斗，不择手段地将利益相关方置之死地。小兄弟贾环“每每暗中算计”宝玉，“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赵姨娘用马道婆的魔法，直取宝玉与凤姐性命，原因很简单，赵姨娘说得清楚不过：“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状元进士、官爵财产，所有的一切名义上属于君主，实际上又仿佛谁都可以动，同时它们又都是稀缺的、有限的、固定的不可再生资源，有你的就没我的，有我的便没你的。与其有你的没我的，不如有我的没你的；与其有你没我，不如有我没你。用赵姨娘的心思来说，就是与其“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不如我请马道婆来先摆布死他们姐弟。在这样一种社会与心理结构中，凡是与自己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言论不同、观念不同者，都是异己、威胁与敌人，其结果除了你死我活之外，就只剩征服与屈服、同化与融化、奴人与为奴一条道路。而且，关系越亲，距离越近，就越有可能成为敌人，“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正是贾府社会的真实写照。
这就是贾府社会的真相，一个没有人愿意正视的真相，也是一个不可以让人知道的真相。没有奴才愿意别人说自己是听命于人、依附于人的奴才，就像茗烟听不得金荣骂自己为“奴才小子”。另一方面，作为君临天下的寡人同样不希望臣子看清主宰与被主宰、征服与臣服的真相，以免有些不安份者心生异心。于是有人就将它换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忠臣孝子”，又有人说君本为民、民应为君，当然也有人会不时泼点冷水，说些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明臣贤，父慈子孝，仁义礼智信一类温婉劝语来。这些话语，就是贾政要求“讲明背熟”的，贾代儒在学堂里讲授的四书五经之类。这些话语与书著一出，主宰与被主宰，征服与臣服，奴役与为奴的真相也就被遮盖得严严实实。这种图书与文化一出，世界忽地变得如此美好。加之读这些书好歹可以找到一条进身之路，“跟主子赚些好体面”，于是大家便乐此不疲地读别人的书，洗自己的脑，高高兴兴地做起光荣的奴才来，昂首挺胸地“文死谏，武死战”起来了。
三、大观园：我的嗓子我作主
大观园在《红楼梦》中是一个非常特别设置，它不是《牡丹亭》里的后花园，供主人们闲暇时转悠休憩，而是一个以元妃省亲之机新建的独立王国，是贾府之外的女儿世界，从第十七回到第七十八回，大观园就是《红楼梦》人物的主要舞台，在小说中的位置甚至比贾府更为中心。
这是一个不同于贾府的特别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老祖宗、没有老爷、夫人，没有等级，没有主宰也没有奴仆奴才。晴雯、袭人、紫鹃、莺儿、翠墨、司棋、侍书、入画、龄官等人的现实身份固然是丫环奴婢，也受制于贾府的法则，但是，大观园的现实里并没有主子奴仆之别，亦无纲常约束。大家都是平起平坐，平日里也“不过是弟兄姊妹四个字随便乱叫”，“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如果要说大观园里有奴仆，那个奴仆也只能是“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的宝玉；如果要说大观园里有主子、主人，那么，园里所有的女儿都是主子、主人，她们自己的身子自己作主，自己的嗓子自己作主，自己的意愿自己作主，如果不高兴，哪怕是“娘娘传进我们去”，不唱就是不唱，就是宝玉想听袅晴丝，那也没门；如果说这里也有“三纲”，那么也是一个全新的“三纲”：“我为我纲，你为你纲，各自为纲”。这是一个与贾府的奴役的依附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自主的、自由的、自尊且尊人世界。
这个世界的居民们各有自己的长相、性格、脾气、说话、思想与观念，各有自己的目标，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另外人的“异己”。正因为他们各有志向，各有天地，无须争夺相同的、有限的资源而像乌眼鸡似的互啄互撕，你死我活地争斗。如果说她们也有相同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目标也只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当人们一旦从仕途经济的争夺转向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竞逐，人们的身份一旦由国贼禄蠹变成纯粹的诗人，那么，无论是诗人还是诗，立即就变成了相竞、相激、相生的竞生关系，而不是有我没你的敌对关系。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棵树唤醒一棵树，一句诗引出更多的诗。看看“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一回，女儿们一边吃鹿肉，一边抢命似的争着联诗，其结果乃是十二位女儿合力完成了一首只可有一，不可有二，李白杜甫再世也禁不住一键三连的长诗，就可以知道，诗本来就有无限的空间，竞逐不但不会消灭诗与诗人，反而会让诗与诗人的空间越来越广，越来越美。
在有些时候，她们之间看起来难免也会势不两立。比如，在宝玉、宝钗与黛玉三者之间的钗与黛就是这样。按照一般理解，爱情是排他的，宝玉只有一个，属于黛玉就不能属于宝钗，反之，属于宝钗就不能属于黛玉，也就是说，宝钗与黛玉只能够是有你没我的情敌关系。况且这两人从长相到性格到思想，看起来都正相对立。一个牡丹杨妃，一个杨柳飞燕；一个鲜艳妩媚，一个风流袅娜；一个腹藏诗书，一个气自馥郁；一个尖酸刻薄，一个装愚守拙……宝钗与黛玉虽然也有含酸，有打闹，有口角，有故事，但是，两人之间的纠缠只是止于“我来得不巧，早知她来，我就不来”，“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之类的嘴皮官司，并没有往三角恋、宫斗剧方向发展，没有走向有你没我的互残互害。按惯例应该出现的钗黛相争，反转成了钗黛相抱。异己原来是知己，情敌原来是闺蜜。连宝玉都惊叹：“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口没遮拦’就接了案了。”
与此相应，大观园里的图书也与贾府形成鲜明对比。贾府要求读四书五经古文之类，宝玉避之唯恐不及，以为“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事实上，“明明德”三字大概也是客气话罢？宝玉看的书，只是“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宝钗也同样是看“《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之类。总之，他们所看的与要看的，都是那些不为时代所容，不入大雅之堂的，闲书杂书不正经之书，他们完成阅读的方式也无不是偷偷摸摸。
四、为人不坏，曹雪芹不爱
《红楼梦》就是这样将传统的思想与写法给打破了。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创造过这样两个世界，也从来没有哪部作品如此清晰地揭示贾府这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奴才世界，更没有谁想象与描绘过大观园这种自己的嗓子自已作主的社会图景——也许在作者看来，明天的社会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几项成就中能够取得任何一项，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不过，在我看来，《红楼梦》更加难以企及的还是作者的立场与态度，眼光与心地。
按照一般小说写法，当你描写两个不同世界、两组对立人物的时候，这两种人物必须是不可开交的争斗或战斗状态，这既是社会的现实，也是小说结构的规定。对立而没有厮杀的小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像球赛而不追求胜负一样不可想象。只要看看四大名著的另外三种《三国》《水浒》《西游》以及《金瓶梅》中的战斗，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与道理。可是，《红楼梦》偏不，不但大观园内钗黛、袭晴之间没有走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便是大观园最后的凋零，虽然源于贾府的冲击，也很难直接归咎于那种有形的斗争。宝玉与贾政确实是《红楼梦》的两端，书中也有“不肖种种宝玉大承笞挞”的章回，但是，两人或者两种力量之间也并非是尖锐的对冲，贾政挞罚宝玉，宝玉选择的是完全承受，照单全收，虽然对父亲像老鼠怕猫那样畏惧，但是，这种畏惧之心并没有转变为愤恨，而是保持着对父亲的礼数，即使父亲不在屋，骑马打其书房经过时也要下马步行。而贾政虽然也曾对宝玉痛下毒手，但对他来说，这只是教育的手段，最多只是毒手，而非死手。宝玉离开尘世的最后关头，“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拜了四拜，飘然登岸而去，而贾政也“不顾地滑，疾忙来赶”，这既是父子的永别，也是他们的和解，或者从根本上说两人一直都将对方放在了心里，不忍分离。
在这样的结构中，不难感受到作者对小说，对人与对社会结构的根本看法，他好像是在非此即彼，有你无我的人生之外寻找另外的可能性。钗黛的合抱，政玉的拜别，都在描绘一种喜同赏异、相激互生的新的社会图景，而这种社会图景也许只有以诗意为目标的人生中才会出现。
从具体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作者曹雪芹一定是有自己的立场的。然而，不同的读者接受到的信息，感受到的作者立场又完全不同，甚至正相对立。长者站贾政，少者站宝玉；理性者站宝钗，情性者站黛玉；正室站王夫人，偏房站赵姨娘……自有《红楼梦》以来钗黛之争、晴袭之争就不绝于耳。这其中当然有接受美学的作用，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作者没有站在某个确定的、狭隘的立场，对于人物没有显性的褒贬。在整部小说之中，除了客观的叙述描写之外，几乎看不到作者评论评判的话语——读者愿意怎样认识，怎样评论，那是读者自己的事。也正因为此，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红楼梦》。
因为作者不是站在某个固然的立场，抛弃了过去种种既有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套子，不是先有个成见在先，不是要以一己之见为标准来裁判，眼光心思不是集中在某人某事某点上，所以，整部小说所呈现的世界与人事就与现实世界及其人事，特别是各种作品中的现实世界与人事完全不同的面貌。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也就是说，《红楼梦》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也有自己的坏，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坏人。好人也有坏，坏人也是人，甚至有坏才是人。事实上，完全的好人与完全的坏人，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中都不可能出现，都只能是假人。只有这种有好有坏的人才是真实的人，可值尊重与宽容，怜悯与爱，可朝夕与之相共处。只有认清这点，只有对完人保持警惕与距离，对坏人或人坏予以尊重宽容，仍愿意与之相处，并怀怜悯之心的人才是健康的人，这样的作者才是伟大的作者。为人不坏，曹雪芹不爱。《红楼梦》在描绘、展示真实的人的面目的同时，也昭示了对人爱憎分明之外的另外的情感与态度——这种人，以及这样的态度，在过去的作品中都未曾出现过。
在一个求同伐异，立场坚定，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文化里，居然有《红楼梦》这样一部另类的小说横空出世，这不啻是地球上见到外星书一般奇异。
现在问题来了，在浩如烟海的载籍之中独此一书的《红楼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出现？这部完全异质的《红楼梦》究竟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经典还是反经典？是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真实写照还是反写照？如果以四大名著为喻，现在的中国是《三国》中国的延续？还是《红楼》中国的延续？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三国》世界的展开，还是《红楼》世界的展开？我们的人生应该是继续《三国》式成王败寇的物化人生，贾府中我主你奴的奴役人生，还是大观园中自主自由的诗意人生？
这是我们阅读《红楼梦》可以选择甚至不应回避的一条路径，是我们可以思考甚至必须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也是“《红楼梦》与人生”课程试图探讨的方向，是此课程长期开设的原因与目的所在。
罗书华，复旦大学教授、《新学界》主笔、程序设计爱好者。主要教学与研究方向：红楼梦，中国各体文学与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名著与文明，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互联时代的教育与文化，汉语写作，程序架构与设计。著作有《双凤护珠：红楼梦的结构与叙述》、《红楼细细读》、《中国小说学主流》、《中国叙事之学》、《中国散文学史》、《汉语写作教程》等。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提出了“双凤护珠”、“钗黛合抱”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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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久章智能（微信公众号，久章智能于 2021-03-04 转载），内容保持原貌，版权归原作者及原账号所有。阅读原文 ↗